政策变迁之下——多晶硅之困（三）

中国多晶硅产业在21世纪初破土而出，除了市场驱动，政策激励不可或缺。

发展伊始，原料、市场、设备“三头在外”的局面使多晶硅光伏行业面对国际市场变化时毫无自主权，“世界工厂”代工身份亟待扭转。直至2006年，我国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，以全额收购给予新能源制度保障。2009年，光伏特许权招标、光伏建筑示范项目和“金太阳”工程迎来光伏容量补贴的浪潮，不仅在应用端扩大了光伏市场的潜在空间，更为上游材料、组件企业开辟了广阔的需求。尤其是“金太阳”工程，通过事前补贴的强力政策，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激活了国内市场，4年拉动全球30%的装机总量，也催生了一批光伏巨头。纳斯达克钟声犹在耳畔，公司上市，成为首富，风光无两。

在终端政策激励之下，“政策依赖”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双刃剑，和产能过剩、弃光限电、补贴拖欠相比，跑马圈地、虚建骗补、建而不维（护）等问题浮出水面。此外，上游材料、组件产能扩张是必然趋势，“激励—扩张—过剩—提高门槛—激励—审批权下放—扩张”的循环往复又成为不可摆脱的轮回。在此过程中，全国多晶硅产能从2008年的1.55万吨激增到2011年的21万吨，远超全球总需求，更为后续遭遇“双反”埋下隐患。可见，在21世纪之初的10年里，除了对多晶硅技术研发的支持，行业政策更多倾斜于以示范工程培育下游市场，导致形成中间环节缺失的“哑铃型”结构，产业链协同失效。

2011年，准入条件出台，多晶硅3000吨/年的产能红线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。这一阶段的政策转向全链条成本控制。针对“金太阳”工程暴露的问题，2013年，《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开启了“自发自用、余电上网”模式，分布式电站装机占比从不足5%跃升至35%；同期推行的度电补贴政策将补贴与发电量挂钩，促使企业发电效率提升至23% 以上。2018年，“史上最严”的“531”新政降低了光伏补贴标准并限制补贴规模，推动劣质产能淘汰、装机量间歇性回落，也加速了光伏平价时代的到来。由此，从早期的电价补贴，到中期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，再到之后的绿证交易和碳足迹核算，政策工具不断优化。

2020年，“双碳”目标的提出让全产业链重心向绿色化转变。2022年，《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的通知》要求多晶硅企业绿电消纳比例超50%，使用绿电生产的企业新增能耗不纳入考核。2022年，《智能光伏产业行动计划》将智能制造、绿色制造与多能互补结合，推动实现“多晶硅—硅片—电池—组件”垂直整合，全产业链综合成本大幅降低。2024年，《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》修订发布，将多晶硅生产的环保标准提升至国际领先水平，汲取单一技术路径依赖教训，提升N型组件效率门槛。《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建立“保障性并网+市场化并网”双轨制，推动大基地与分布式协同发展。在2024年新增装机277.57GW中，沙漠光伏占比达40%。

2025年成为行业发展新的转折点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“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”，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出台稳增长方案，明确“以标准提升倒逼落后产能退出”。多晶硅项目审批权限再次上收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新建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至30%，并要求N型单晶硅电池转换效率不低于26%。

多晶硅产业链的政策变迁史，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缩影，早期补贴政策虽然带来产能扩张，却未能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；中期贸易摩擦倒逼技术突破；当前“反内卷”政策与标准提升，标志着产业进入高价值创造的新阶段。未来的政策设计需把握三个关键：一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避免“一刀切”行政干预；二是加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，推动碳足迹核算等标准互认；三是构建“基础研究—中试—产业化”的创新链条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态型企业，由此，中国多晶硅产业才能真正摆脱过剩魔咒，在能源革命的浪潮中书写新的篇章。